很多人可能觉得高血压并不致命,只是不痛不痒的慢性病,或许对别的国家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高血压并没有那么温顺。
得了高血压真的拖不得,一定要及时就医,改善生活习惯、定期按医嘱服药,控制病情。
2009年《柳叶刀》刊登的一个研究发现,2005年全中国20%的死亡、80%的心脑血管疾病致死案例都要归咎于高血压。
高血压不仅造成过早离世的悲剧,还会给许多家庭带来经济上的灾难。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4.1%的中国农村家庭仅仅因为不堪负荷高血压治疗的费用就陷入贫困状态。
这些数据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差点让人忘记,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居民的血压还相当健康。1991年,全国调查显示,当时成年人口的高血压患病率只有10%左右,到了2002年,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18.8%,而2010年,这个数字再次翻了一番,达到了34%,增长速度几乎可以与房价媲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统计了该院近两万例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人急诊的数据,发现,春节期间的急诊量较平日明显增多。过年的情绪激动、作息改变,饮酒和暴饮暴食会造成血压的波动,因此高血压患者不能过度放纵,更不可以有意无意地选择在喜庆的节日期间停止服药。
三个月前,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刊登了一篇针对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情况的大型调查研究。它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170万人,结果发现,这些年龄介于35岁到75岁之间的受访对象中,患有高血压的比例达到了44.7%。其中有15.2%的受访对象收缩压达到160mmHg以上,比例是同龄美国人的4倍。
可见,在中国,高血压还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
刚刚提到的170万人的大样本调查显示,高血压患者中,只有44%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30.1%的人有在服用处方药物降压,最后,只有可怜的7.2%的人成功地将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血压140/90mmHg以下)。
也就是说,92.8%的高血压患者都对自己的血压放任自由了。而在欧美日等国家,高血压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超过80%,能够妥善控制血压的患者比例也超过60%。世卫组织2013年的报告提到,尽管2009年开始了医疗改革,但数年过去,中国高血压的控制情况依然"令人失望"。
由于早期的高血压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加上大部分人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所以高血压的发现率一直不高。血压的监测和管理本该是基层卫生服务的重点,但基层却一直做的不好,这还要从历史原因说起。目前中国的社区卫生服务是在苏联的Semashko模式上发展来的,苏联的Semashko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将所有卫生资源都按照高低级别分配好,基层的医院并不只治疗简单的小病,而是要服务所有基层的人民。
由于卫生资源紧张,苏联模式下的基层的卫生服务变得更加专科化,它们的治疗重点倾向于少数的急性大病,而不是像欧美那样覆盖慢性疾病。在Semashko模式发展而来的中国基层卫生服务也有着"太专、不够全科"的毛病。尽管医疗改革一直想改变这个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怎么明显。加上人们普遍不信任社区卫生服务,社区站的医生大部分上班时间都在等待病人出现。
大家都不去社区卫生站看病,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绝大多数人想象不到,政府每年给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投了多少钱:平均每人45元的预算,总额有600多亿人民币。但这些钱花是花出去了,除了前阵子出了轰动一时的"5亿中国人拥有了家庭医生"的新闻报道外,似乎却没有太大成效。
而那些已经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人,为什么有病却不治?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答案,就是"没钱"。高血压一般需要终身服药,对于很多人来说,药费和定期复诊的费用都是不小的负担。
城市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比例一直比农村患者高,但这个事实并不能用"农村患者不重视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来解释。调查显示,城乡患者治疗率的差异完全可以用城乡医保的种类不同来解释,城镇医保和新农合报销范围和力度的不同,直接决定了高血压病人的命运。
即使幸运地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并幸运地吃上了降压药,高血压患者离健康的血压依然还很远。在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有81.1%的人仅仅服用单一品种的药物,而这样往往是不足以控制病情的。
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患者使用的降压药物类别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最常使用的是ACE抑制剂、β受体抑制剂和利尿剂,而中国患者最常使用的是钙通道阻滞剂。不同降压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它们有着不同的适应症,需要针对不同病情使用。中国高血压患者用药过于单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新品种药物价格较贵、基层医生没有严格按照高血压治疗指南用药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有8.2%的人服用的是中药,而目前依然没有明确证据说明它们真的能降血压。
总而言之,高血压的防治任重而道远,而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控制血压的必要性。假如有人能够早日开发出智能血压计每天自动上传数据到朋友圈示众,大家拿出跳一跳刷分的热情来,可能情况会好转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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